第五章、中国关于教育独立问题
（一）、独立教育之难
        中国教师身心之疲劳、精神之衰败、人格之萎缩，自尊之低落，对孩子这般之折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从事教育的权利，就在于他们没有自由思考自由创新的权利，就在于教师没有对孩子承担责任的真正权利。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没有对孩子命运负责的条件，还谈得上什么“师道尊严”！没有人格完整的独立与自尊，没有对人与人平等的尊重，还谈得上什么“师德”！早在1922年，蔡元培等人就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要求，中国的教育界还联合发出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里面写道：“吾国教育界同人，所受教育不独立之痛苦，牺牲学业者有之，牺牲生命者有之，大罢课者有之。而受思想不自由之压迫者，更不知多少。”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领教了什么是“教育不独立之痛苦，思想不自由之痛苦”。蔡元培还说过，“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而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从蔡先生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了，我们现在真是只能彻彻底底、规规矩矩地做到“循教育部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如果蔡元培先生回到今天，他会如何给我们当代的教育定性呢？五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但中国还出现了以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陶行之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在教育上还有一点独立自主的空间。现在我们中国还能有教育家吗？一个都不可能有，剩下的只是专门负责管制教育并从管制权力中谋私利的行政官僚而已。没有教育的独立与自主，从教师中就不会成长起教育家来。而没有教育家的境界和追求，我们老师队伍的人格怎么能够不断完善，老师们的专业能力怎么能够不断提高呢？老师们被逼入奴隶的心态中，被打掉了职业的尊严和上进心，他们还怎么能够培养出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学生来呢？在本质上被剥夺了教育权的老师群体，根本无法发展他们的师德，也无法发展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也就成了没有人格尊严和职业尊严的群体了。多少年了，蔡元培先生提到的教育自由和教育独立原则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甚至出现了大到退！几十年来，我国教育的总量大大扩展了，但精神却大大萎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不是发展了而是沉沦了，愈来愈沉沦在教育行政官僚们日趋膨胀的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的泥潭中了。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说，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德行，下面必然仿效。2004年6月28日，新华网报出一则消息，原阳县一位叫杜保岑的老师，长期以来上课如同古代皇帝上朝，要求学生向他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学生苗苗回忆说：“杜老师一上课就喊‘上朝’，我们就要跪在地上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杜老师说‘平身’，我们还要说‘谢皇上’，才能回到座位上上课。”正是“杜老师”这样的专制精神状态，才导致了全国性的禽兽老师奸污学生和恶霸老师毒打学生这些恶性案件。公立学校的老师是官员而不是百姓，官员当然可以任意摆布百姓嘛！皇权时代，官师一体化，官就是师，师就像官。这种传统到今天似乎更加严重。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深深体会到，没有人格的自由与平等，就没有人格的自尊，就没有人格的完善。邪恶的教育现象之所以在国内屡见不鲜，是专制精神在作怪，专制精神是层层从上面传达到下面的，根子在上面，现象在下面。永顺小学中发生的这样可悲的现象，无非是以戏剧般的形式，真实地传达了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僚们与我们的教师间的关系。第一所南洋学校建立，我就规定一条原则，教室里不设高一级的讲台，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师生平等的氛围。但是，我们南洋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教育等级专制的外部力量，时时在影响我们学校内部，我们无力与之对抗。以我个人的力量，我知道我无力改变大局。但是我也知道，这样邪恶的教育专制实在没有理由再延续下去了！


（二）、艰难的发展环境
        1993年初，我斗胆开始进入教育时，心里有个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我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如果走通这样的路，创造一些成功的经验，我这一生就没白活了。这种希望，后来变成我们南洋追求的六大探索之一：“探索中国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新模式。”这是一个很社会化的目标。我们这代人受过的教育，使我们很习惯从个人的事情中找出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1992年5月16日，四川都江堰的卿光亚成功开办第一所私立的“光亚小学”，随后广东英豪私立学校也顺利开始建设，这些事例使我看到了希望。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发布，指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我激动地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多年以后，有人问我这些年办学有什么体会，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对政府文件不能太认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多年教训的结果。当时我就是过于相信文件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这类话了。
　　在激动的心情下，我查阅了国外私立教育的资料，重点研究了私营教育管理公司的情况。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成为我心中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显然，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在世界上有成功的范例，我希望自己成为尝试中国教育管理公司事业发展的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就这么一个初浅的想法，把我十多年的岁月陷了进去。回头想来，当时真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情况不明决心大。我慢慢才明白，以梅里尔?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在我们中国根本不具备，我们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我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我们就会发烧。而这十二年来，我们南洋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我常常会在睡梦中惊醒，“明天又会遇到什么坎？”
　　我将自有资金投入建设起了南洋第一所学校——山西大同南洋学校，随后马上就遇到的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二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我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对不起付出储备金的家长。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我自己这样安慰自己：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也是在违背当时的政策的情况下出来的吗？不敢打破陈旧的不合理的制度框子，还做得成什么事？只有能将资金融入教育领域，增加了教育供给，无论怎么说都是功德一件。今天，小平时代敢撞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了，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回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就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共产党革命家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十二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是就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我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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