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教育国际化问题
谁在阻碍教育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教育？
（一）两种教育文化的冲突
　　“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这是我们南洋的六大探索之一。南洋学校建立初期，我们就成立国际合作部，积极努力寻求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1996年开始，我们南洋学校开始组织孩子到国外进行学习交流，聘请外籍教师来教授英语。2000年，南洋学校与美国南卡州的本里朋（BEN  LIPPEN）中学开始国际课程的合作，探索“中外方师资+中外方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2002年，南洋与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经济发展部、塔斯马尼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开展国际合作项目。2002年9月，大连南洋中澳国际高中开学。2003年，昆明南洋、太原南洋和洛阳南洋也正式开始这个项目，现在中澳国际高中的学生已有200多名。同时，南洋学生也招收了上百名南韩和缅旬等国的外籍学生到南洋学习。
　　南洋“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可谓步步艰辛。最初我们引进外籍教师和外国教材，目的是希望学习国外好的教学经验，在引进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南洋融东西方教育优点为一体的教学文化。但从一开始，我们南洋国际合作部与各学校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西方国家的教学活动，建立在个性教育、师生平等、互动式教学的基础上。而我们的校长们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不得不以升学率作为考核标准，不得不以提高应试成绩这个目标来组织教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我们国际合作部试图推进的外国教学模式当成麻烦。要么是我们的外籍教师有意见，要么是我们的校长有意见。当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和校长们的抱怨都将反映到我这儿时，我开始体会到了西方国家教学模式、教育制度与我国教学模式和教育制度的对立。我心里认为，我们外方合作者带来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本的，他们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更尊重学生的人格，在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师生互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有一种愉悦的氛围。但我慢慢明白，这种以学生为本的个性化教育的花，是以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文化为土壤的。我们可以将花移置过来，但我们却移置不了这花所依赖的土壤。将花移了进来，在不适当的土壤中很容易枯萎掉。虽然外方带来的教学方式更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但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下却很难行得通。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无法融合在一起。我国教育界似乎有一种提法，这就是说西方的基础教育不如我国，高等教育优于我国。因为我国中小学生基础扎实，而西方国家的中小学生知识基础不好。其实这是一种愚蠢的看法。凡事皆有利弊，我们的中小学生为换来一个“基础扎实”的赞美，却失去了他们的独立个性和创造性的思维习惯，我们这种严格管制下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实在是弊大于利，对孩子的生命发展根本不负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科学成就主要出在西方国家，目前企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也主要源于西方企业和研究机构，这就是人家教育得法的明证。这几年到美国参观中小学，给我的大体印象是，西方中小学管理宽松，学生自由自在，教师鼓励学生表现自己，文体美活动很多，不像我们的中小学管得这么紧。我非常认同这样的宽松教育模式。我认为中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强化身体和培养创造性的思维习惯，知识记忆只能是次要的。要有一个好身体，就得多玩多运动，要形成创新的思维习惯，就得养育出蔑视权威和独立思考的心态。这两点，正是西方中小学教育的长项，而正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所不允许的。与我们的应试教育不同，我们的升学压力减少了学生玩弄和运动的时间，我们的考试压力逼学生顺应权威和死记硬背死知识。爱因斯坦说，我从来蔑视权威。如果他不蔑视权威，他如何能突破牛顿物理学的框子，搞出相对论来呢？一些教育领域的学者专家们最近在讨论“学生主体性”问题，我看发达国家的学校就是以学生的身体和自由发展为核心的，就是注重学生主体性的。但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却如同训猴一样地训练记忆和奴性思维。我们南洋虽然是民办学校，我们追求更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是，如果一点不按国内这种训猴方法来折磨学生，我们学校的平均考分就会下来，那就没有生存的余地。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我十分希望能过国际合作，实现一种融合。我希望南洋的教育模式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让南洋学校在国内分数竞争中不落下来，但又要将国外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模式引入。到现在，我承认我这样的希望是破灭了。
　　在教育环境逼迫下，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通过国际合作而在教育思想、课程设定和教学模式上的探索，转而将国际合作主要定位于为学生的出国留学服务，中澳国际高中正是这样的探索。它的设定是招收高中生进行培养，获国内和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书两种毕业书，高中毕业后到塔斯马尼亚大学或其它西方国家大学读书。这样，国际合作的项目就脱离了我国高考应试的轨道，与南洋学校的其它学生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的教学单元，这样国际合作教育与国内教育就不再混在一起，各走各的路。这样的分离，是环境和形势所迫，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同的考试制度，很难融合在一起。从南洋学校的管理上来说，是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分开管理，但从南洋教育本身的探索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我们冥顽不灵的、僵死的教育制度抗拒下，我们实在无法将西方素质教育的好的经验吸纳进来，我们融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和方法的长处的愿望算是失败了。

  （二）、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
　　在国际合作上，最令我心痛的失败，是南洋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谈判。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希望能对中国的民办学校予以支持。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代表之一，我代表南洋与国际金融公司开始商议教育合作事宜。从1999年~2000年，我先后与世界银行当时的行长彼德?沃森、副行长斯蒂格里兹（著名经济学家）有过直接的交谈，他们对南洋和中国民办教育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初步商定国际金融公司对南洋给予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但是，这么好的合作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步步艰难，不仅没有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支持，而是遭到种种阻挠，直到这个项目无法再深入下去。我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热情支持，而是一些教育官僚种种冷漠的脸嘴和小动作，我迄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样的项目，对南洋是一件好事，对中国的民办教育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南洋也有足够的实力承接下来，但为什么就得不到教育行政部门起码的肯定和支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困惑了相当的时间。除去教育官僚的嫉妒、我不会搞政府关系和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外，是否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个项目的失败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年，最后我将教育行政部门阻挠国际合作的深层原因概括为“被殖民恐惧症”。近几个月来，我有时间来查找资料和与专家交流，希望追寻这种“被殖民恐惧症”的来龙去脉。随着我对此了解的加深，我从愈来愈多的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中发现了这种病症，甚至从许多专家学者所写的文章中，我也能闻到这种病症的朽腐气味。我感到，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了全球化的道理，而我们相当一部分教育官员的思维仍停留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惶恐心态之中。我认为，如果教育官僚群和一些学者专家心中这种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不从根子上消除，中国教育的国际合作难以有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教育管制封闭落后的状态将难以有根本改观。
　　今年8月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位研究人员到我家里来玩，我们谈起教育国际化问题。他十分深思熟虑地说：“教育国际化从短期来看有好处，从长期来看坏处大。过多推动国际合作，过多搞中外合作办学或者外资独资办学，短期看带来了资金和新的教育模式，但从长期看，这会使中国教育愈来愈依赖外国资金和外国教育模式，造成国民对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认同，这就会危害国家的教育主权，危害国家的文化安全。”我们南洋推动教育国际化时，似乎没有从这样的角度思考过问题。对他这样的看法，我当时一时想不好，没有做什么评价。后来与更多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或研究人员交流，我发现类似的说法还十分流行。我慢慢发现，这种流行说法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许多与国际合作有关的文件和政策规定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以2003年3月1日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例，中间有这样一些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它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聘任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中外合作办学者不得举办义务教育性质的教育的机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等等。从所有这些行政限制性规定中，我们能体会出一种担心和恐惧。担心外国教育机构独资办学，担心中外合作大学的校长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权转到外方，担心中外合作教育机构自主收费，担心中国国籍的人控制不了理事会。我发现，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外合作办学及国内民办教育的有关政策，精神都是一致的，都存有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失去权力，都希望严加控制。也就是说，对外国教育力量忧心忡忡，对国内社会教育力量忧心忡忡。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充满着“两怕”，一怕外国人，二怕百姓。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虽然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已提出“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虽然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也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但是，这样的教育开放思想一落到具体实施环节，就烟消云散了，留给社会的就是层层管卡压，就是种种限制性框架。中国分管教育的有关领导曾很开明地说过，中国的教育要发展，不能仅靠公立教育一只轮子开独轮车，这样难开好。要加上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两个轮子，形成三轮车，这样才跑得远跑得稳。这些大道理，教育官僚们都明白，但一到具体实施中，就不断砍伐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这两个轮子，搞得中国教育车走得歪歪倒倒的。民办教育的篇章我已说得够多，在此仅谈谈国际教育合作。从上述规定来看，关于教育国际合作这样的规定，首先将国外私立大学排除在外了，而国外最好的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其次，不准国外资金进入义务教育阶段，这也将国外私立中小学排除在外了。把国际合作教育规定为纯公益事业，要求收费要用在教学上，这就将国外教育资本挡住了。校长要由中国国籍的人担任，而且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任命，所收学费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这就将国外有影响有规模的正规学校几乎排除在外了，谁愿意来受这种窝囊气？这样的规定，传达出来的信息似乎是：你可以来办学，但必须与我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你如果接受不了我的专制权力，那你可以不来。说到底，你爱来不来！最好别来。中外合作办学对提高中国教育供给的贡献作用，中国的家长和孩子们对此怎么想，他们才不管呢？在这样的限制政策下，要想让中外教育合作成为中国教育的三个轮子之一，怎么可能呢？
　　我们的家长送孩子读书，追求的是低学费和高质量的教育，为的是孩子今后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过上稳定的好日子。在家长眼里，教育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就是为孩子的未来社会生活进行准备。在家长的头脑里，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对“国家教育主权”的担忧，他们也不会管中国教育是否依赖外国投资和外国教育模式，更不会关心什么“西方教育文化霸权”这些概念。孩子能学好外语（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最核心表现），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有助于孩子的就业发展。孩子能掌握更多的外国知识，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能开阔孩子的视眼，为孩子今后闯世界奠定基础。学校有外籍教师，家长会高兴，因为这能表现国际化教育的正宗味道。孩子能顺利留学，家长会感到高兴和自豪，这可能保证孩子一生的就业。很明显，我们的家长们和孩子们并不怕孩子出国留学，也不怕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学，甚至希望有愈来愈多的外国机构来中国办学，这样孩子的教育选择机会就更多了。显然，百姓并不怕外国人。百姓心中的想法，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呢？对国家来说，百姓的需要重要呢还是教育行政官僚的需要更重要呢？是成亿成亿的百姓的判断正确呢还是少数办公室的官僚判断正确呢？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过：“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说，优秀的执政者内心总是没有自己的封闭固执的陈见，而是以开放的心态，追随百姓之心的变化。百姓之心才是自然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执政者的心态不能与百姓之心相左。百姓之心不怕外国教育的进入，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怕，百姓之心不怕私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怕，显然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没有老子所说的圣人心态。他们本不是圣人，而以胆怯的猜度、阴暗的心胸、小鸡肚肠的气量来强行管制全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和民间化，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不就这样出来了！想来想去，我归纳出教育行政部门在国际合作上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见外国人就怕。这是百年被殖民的恐惧后遗症。总怕外国鬼子阴谋把中国再弄成殖民地。其实，中国现在人口这么多，世界上那个胆大包天的国家还有雄心壮志要来统治13亿中国人呢？这不就是陷入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也吗？这不就是如同满清和蒙古一样要把它们自己送进来吗？过去有人说中国人要被开除球籍，谁有这个本事呢？
　　第二是惜权如命。就怕自己的垄断权力被国际教育力量和社会教育力量所分散。这才是根本的担心，教育行政部门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教育专制权力被弱化。他们的权力被弱化，他们的特权利益也就被弱化了，这当然对孩子和家长有好处，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有好处，但对他们的个人利益则是损失，他们因此而反对教育权力的分权。他们所谈的国家教育主权，其实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自己的权力，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不开放教育供给，造成教育的短缺。中国百姓心胸开阔，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低价优质的教育服务，只要对孩子事业有帮助，会一律欢迎，管你是谁办的学校。中国百姓的这种务实和大度的心态，表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泱泱宏大的特点。这正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僚们要好好学习的。
　　第三是私利取向。教育部门的许多官僚，他们一方面强调要保卫教育主权，要对国外教育进行控制，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这时他们就不怕自己了孩子被殖民了。这种阴暗的心理，还被他们美之名曰“保护国家教育主权和文化安全”。我还听到一种说法，控制中外合作办学和外国学校到中国来发展，是为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这真是荒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兼容并蓄，消化融和。中国大唐那种在教育和文化上全面开放的泱泱气度，怎么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来呢？
　　第四是缺少教育经营的理念。教育国际贸易在全球涉及200多亿美元的总量。早在1998年，仅外国留学生一项，就给美国带来75亿美元的收入，教育服务业的收入在美国服务行业中排第五位。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盟国家国家都将推动教育国际化作为发展教育、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按我国留学生60万人，平均每人每年花费1万美元，大学4年计，我国这些年来的教育外汇流出也在240亿美元左右，合人民币约2000亿元。大量开办中外合作和外资独资的大学，这笔资金的相当一部分将留在国内，为国内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这样，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口号才不会成为空话。
　　第五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对外国学校到中国办学百般遏制，对国内学校与国外学校的合作设定种种限制，一方面又鼓励留学生出国去接受教育，鼓励留学生归国创业报效祖国，所谓“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也就是说，外国人来中国办学，我们担心他们教坏了孩子，而我们把孩子送去留学，就不怕外国人把孩子教坏了！这是什么逻辑？从1978年~2003年，中国在美、日、加、澳、英等国的留学生人数已近60万人。在国内，不准国外宗教机构在中国兴办学校，而在美国,教会兴办的高等学校占到了三分之二左右，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国家学习，是不是上的教会学校？这不重要，不用调查。如果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孩子在国外教会学校读书，他们也自然会与普通百姓的心理一样，只管学费和质量，不会管宗教不宗教的。当然，他们也不愿承认近代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几乎没有人知道，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原本就是一所教会大学。留学生在国外，受过纯西化的教育，但还是都欢迎回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在国内大力发展国际教育合作，使更多的学生在国内就能享受国外的教育服务呢？这样费用大大降低，家长也能照顾一点学生，对家长、学生和国家都好。在国内扩展教育的国际合作，等于是让中国孩子在国内就可享受到过去非要留学才能得到的教育，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中国留学生中的小留学生（中学生留学）愈来愈多，已占到外出留学生的一半左右，小小的孩子到国外人生地不熟，自律性差，闹出许许多多的悲剧，报纸上也多有报导，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就是因为国内的教育成问题吗？不就是因为国内的教育国际合作太少吗？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为什么就不能为家长和孩子想想呢？为什么就不能开放国际教育合作以实现一种不出国的留学呢？  
  

• 评论内容...
• 匿名发表
• [添加到收藏夹]
• 发表评论：(匿名发表无需登录，已登录用户可直接发表。) 登录状态：未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