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抵制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堡垒
　　中国有1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中国已进入现代化起飞的阶段，是世界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GDP的60%左右，是世界上对国际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国内资源严重不足，中国的现代化惟有依赖国外资源进口的不断增加才能保障，中国对世界上的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铜矿等金属矿的需求日趋增长，已愈来愈成为牵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重要力量。13亿人下定了决心要走通现代化之路，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壮观的图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别人怕我们的道理，没有我们怕人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惟有走通两条路才能顺利实现，一是资源要进来，二是劳动力要出去。以劳动力交换资源，是中国国际合作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我们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培养能够进入全球交换系统的劳动者。在这个背景下看待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才能有新的眼光和心胸，我们才能明白：教育的全面开放和国际化，是中国崛起于世界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才能使中国人具备走向世界的素质，才能使中国人具有参与建立全球化社会的力量。中国人太多，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达成，中国人就必须把全球当成自己的事业平台，我们就应当有心胸将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教育文化和教育模式都吸入中国。毛泽东的导师杨昌济曾说过，教育就是要“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这是何等开阔的心胸！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为什么就没有一点这种开放豪壮的心态呢？
　　外国人来中国举办合作教育或独资办学，把他们的资金、知识、价值观和教育方式带进中国，这有什么不好？他们以自己的方法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更适合在外国企业和机构工作，一定更适合推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孩子会有前程，家长会高兴，国家也会因此而富强。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钱伟长等人都出国留学，他们不是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成长，但他们就不爱国吗？他们对中华民族就没有认同了吗？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就差了吗？一个人爱不爱国，这是从血里带来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自然养育的，不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僚们可以培养的。相反，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制和对孩子的折磨，正是破坏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社会认同。一个人人有出息的国家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善于从全球吸取信息和资源的国家才可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外国人带来了新的文化和知识，只会使中国文化和知识更丰富，怎么会威胁到什么文化安全呢？一个僵死的封闭的文化系统才是最不安全的。大量的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开办学校，教的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活动在中国的疆域内，怎么会管不住呢？如果它们不能提供出家长和孩子满意的教育，它们自己就在竞争中消失了，为什么不能让中国的家长和孩子自己来自主选择呢？教育行政部门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剥夺中国家长和孩子的教育选择权呢？剥夺百姓的选择权，除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权力和特殊利益以外，我实在找不到什么正当的理由。
　　20多年前，邓小平将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才得以发展起来。为解除人们的思想禁锢，小平提出“政企分开”、“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智慧地将经济与政治分离，使经济逐步得以脱离政治的控制而自由发展，自由展开国际合作，大量的外资进入奠定了今天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板块，带来了就业和税收，提高了中国整体经济水平。没有政企分开，没有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不会如此迅速地上升。2002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3302.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就已达到53.1%的高水平，这是否危害了中国的国家经济主权呢？我不明白什么叫国家经济主权，我只知道，有2000多万个中国人直接在18万个外资企业中就业，这些外资企业还间接带来了约3000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5000万个就业岗位是由外资企业带动的。50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按每家3口人算，就影响到1.5亿人左右的生活。这些就业的受益者们如何看待经济的对外开放呢？到我们在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欣喜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这里面有一半多是外资企业的功劳。中国发展到现在，经济开放的禁锢是开禁了，没有官员还会冥顽不灵地遏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但是，虽然邓小平倡导“教育要面向世界”，我们教育领域的禁锢仍然没有打破。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员还在以“国家教育主权”、“文化保护”等莫明其妙地话来为自己遏制教育的国际合作找理由。邓小平要我们面向世界，而我们的教育政策不是面向世界，而是面向教育行政部门，而是面向教育行政垄断利益集团，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病根。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各种职业从政治的控制中独立出来的过程。经济的非政治化进程，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空间。同样，教育的非政治化进程，一样能为教育的发展带来空间。中国教育的发展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教育的非政治化改革没有展开，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上下其手，大搞教育腐败，谋取垄断利益。1922年，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行政官僚把自己的意志“参入教育，便是大害”。他所倡导的“教育独立”，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教育的非政治化。我们中国百姓已经尝到经济领域对外开放非政治化的甜头，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尝试教育领域对外开放的非政治化呢？强大的心态才能带来强大的国家。世界上教育国际合作和贸易最为开放的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它们是因为强大而自由开放呢还是因为自由开放而强大呢？这是一个鸡与蛋谁先谁后的问题，谁也难说清，但是，两者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开放与强大是相互联系的。美国在教育市场准入限制上除个别州的成人教育外，基本无限制。欧盟十二国中，除少数国家如英国、意大利在高等教育的市场准入规定上有少量限制外，中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无限制。教育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国民待遇，学校自治，招生收费自主，成为指导发达国家教育国家化的普遍原则。目前世界上已有42个国家和地区在开放教育市场上签了字，我们中国也在其中。中国已经加入WTO，WTO规则强调的是自由竞争、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这就要求各成员国改革限制性的教育法律和法规，例如要求各国政府下放办学权利，取消政府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允许外国教育机构或企业自行确定招生规模和收费标准，自主聘请教师，自主颁发学历证明或学位证书，由市场来决定学校的生源和信誉等等，这些都与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发生着冲突。我深深感到，这些规则，不仅在教育国际合作上有意义，对我们国内的教育改革更有意义。南洋十二年，我们脖子总是套着绞绳，如果我们有上述这些规则支持，我们不会发展得如此艰辛！这些规划的作用，正在于把套在中国教育界脖子上的这些绞绳切断。切断了这些绞绳，中国教育才有希望。中国改革几十年，中国的其它行政部门都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要求，但我们可以负责地说，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中国所有行政部门中抵制改革开放的最顽固最庞大的堡垒，它们要么不动作，一动作就是以改革的名义来谋取特权利益，在全社会毁坏改革的名声。
　　在教育国际合作改革领域，只有从孩子和家长切身利益出发的标准才是有生命力的，惟有以百姓愿望为本的标准才是最真实的：能不能增加教育供给，能不能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服务，能不能将孩子培养成就业市场所需的人才，能不能使孩子成为生产力的推动者，能不能使孩子成为遵守法治的公民，能不能使孩子成为创造知识利用资源的高手，能不能让孩子今后有出息。百姓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百姓的追求就应当是国家的追求，百姓能不能过好日子，一切价值和意义只要在百姓满意这个前提下具有合理性，这才是衡量一切善恶是非的根本标准，违反这个标准的东西就是错的。教育官员们认为自己比百姓更智慧更高贵，更能判明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更能在教育上保卫国家主权或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愚昧落后的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时代的歪道理。主权也好，文化也好，只有能服务百姓的、为百姓欢迎的才是值得保护的。违背百姓之心的那些歪道理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冠冕堂皇，都只是少数人权欲的反映，都只是代表着少数人利益。十二年来，在种种约束和限制之中，我们南洋“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的追求并没有能实现。十二年给我留下的只是一点苦涩的感受，我终于明白了一点，学校如果没有开展国际合作的自主权，教育的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如果说教育国际合作是中国教育三只轮子中的一只，那么必须还国际教育合作的自主权给学校，不然，中国教育这辆车难走好。教育搞不好，苦的是谁，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和他们的孩子，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家长和孩子。
第九章、民办教育问题：民办学校为什么哀鸿遍野？
（一）80年代：应运而生，意气风发
中国现代政治家中，最令我敬仰的就是邓小平先生。不幸出生于旧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饱受社会歧视之苦，在别人的冷眼中艰难长大。没有邓公给我脱掉头上的黑帽子，我很难挺起腰来做人。我这半生还能有机会做点事，主要是托邓公的福。有人曾问邓小平同志在长征期间做了什么，他的回答是“跟着走。”他不仅在长征中如此，在后来治理国家时也如此，他习惯于跟着百姓走。这不是贬低小平同志，而是称赞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从来尊重百姓的创造，他曾说过，所谓政策，就是要将百姓自发的创造合法化。人们称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正在他不设计，他放权让利，给基层和百姓空间，让基层和百姓去设计，他只是鼓励和保护基层和百姓的自我设计活动，打破禁锢百姓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己的创举，这样的创举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这样开始了。“不敢为天下先”，正是小平同志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官员不来强行领导人民向前进，百姓才能学会自己看方向自己走路啊！这样的社会才会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能体悟邓公的精神和原则，任民自主，开放探索，中国的教育不会如此落后。中国的民办教育是那些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前辈们自己看路自己走出来的，但二十多年来，这条路崎岖不堪，大家都走得太艰难，政策时好时坏，我们时时紧张，就怕坏天气落到头上，就怕遇到教育行政部门这个栏路虎，但是，教育行政权力之嘴总是无处不在，各民办学校都有被咬被伤的痛苦经历。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我们民办教育是步步跨栏，步步冲卡，稍有不慎就摔倒。从小吃苦太多，养成了我凡事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的习惯，现在斗胆写这本册子，实在是因为内心不平、激愤难受，才来这样冒触怒教育行政部门之大险。
　　民办教育不是政府教育部门设计出来的，而是百姓自发搞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应运而生。这个“运”是什么？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公立教育不能从数量上和结构上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需求带来供给，人们教育需求的提高和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出现，给民办学校带来了空间。改革开放后民办教育再现中国，是顺应社会需求的结果。从我的了解看，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考补习的强劲的社会需求就出现了。一些老师为了挣点钱，开办高考补习班，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开始。1981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学生复习需求迅速增加，高考自学考试复习班雨后春笋般出现。从高考补习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复习班的力量中，成长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办学校。一些退休教师成了中国民办教育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贴出广告，收点学费，租用教室，利用晚上或周末休息时间，组织教师授课，为学生提供考试补习或复习的服务，赚取一点微薄的利润，从一开始就走的就是市场化的路。80年代初期，这样的补习班遍及中国各地，不用多少资金，不用固定场所，不用登记，不用上税，自主收费，自主招生，那真是一个政府管制宽松、民办教育大发展的阶段。河南郑州胡大白兴办民办教育的经历很有代表性：1981年冬天，郑州中文系讲师胡大白因公被烧伤，办了残疾证。1984年，胡大白以30元起家，租教室，请老师，满大街贴招生广告，办起了自学考试辅导班。这就是现在的黄河科技大学的由来。另外，中华社会大学的创建也很有代表性。1982年，年已花甲的于陆琳等人从人民大学借了1000元钱，在别人的账户上开了个户头，在北京租了两处四合院共1000平米，就这样开始招生，中华社会大学这靠1000元开办了起来，到现在仍有在校生几千人。当时由于受到一些政策障碍，于陆琳上书彭真，彭真和胡耀邦都给予支持和肯定。1000元钱，租的1000平米四合院，几个退休老人，就这样开办了大学，成为首批国家学历文凭考试试点校。现在听来，简单不可思异。进入门槛如此之低，政策如此之开放，不可想象！但是，这就是时代精神！如果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现在的“规范化管理”规定，这样的大学不可能出现。现在的门槛越来越高，仅就建筑条件而言，要举非学历高等教育，必须有固定、独立、相对集中的土地和校舍。校舍一般应包括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含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校系行政用房及其它用房五项，学校建筑面积标准为：文法财经类学校每生10平方米，理工农医类学校每生16平方米。学校的质量，不在外在的条件，重在教师的质量，而教育的质量是很难考评的。一个讲师的水平就一定比一位教授差吗？学校的质量，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来把关呢还是由市场来把关呢？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就是，让社会自己来把关吧！这种开放进取的精神，在我们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中早已枯竭！他们现在只会借规范管理之名，拉高进入门槛，压缩教育供给，以维持自己利益系统的垄断利益。
　　社会有这种教育服务需求，有人愿意并能提供这种教育服务，供给和需求互相促进。80年代初，整个社会充满着改革的精神，对新生事物持有一种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这类民办的补习班、辅导班、幼儿园、职业培训学校、特长教育（如文艺）学校和民办高等学校得到了政府的认可。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提到：“国家一定要用足够的力量举办教育事业，同时又要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批准的私人办学者，采取多种形式和依靠广大群众来举办教育事业。”彭真的报告肯定了“私人办学”，强调依靠广大群众来办学。也就是说，民间走在前面，政府跟在后面予以法律上的规范和肯定。以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规定》和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都鼓励社会力量办学，80年代中后期，民办教育进入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到1989年，仅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大城市，各类民办学校已有2000多所，在校生达到了300多万人。300多万学生的不同的教育服务需求在民办学校中得到的实现。这是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和放权让利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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