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90年代：层层设卡，层层突破
1992年小平南巡，强调“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针对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强调要“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我与许多民办教育的同仁一起，正是在这种充满开放热情的氛围中，大胆地闯入了教育领域。这时的教育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流动性极高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收入相对较高，但却无时间和精力照看孩子，他们希望孩子有一个学习和托放的地方。寄宿制学校又应运而生。寄宿制学校要建设宿舍，意味着更大的教育资本投入。因此，在其它形式的民办教育的总量和多样性继续发展之外，有资本的公司和个人进入教育，就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办教育的特征。而且，针对这类家庭孩子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特点，大量的资本进入了中小学这类基础教育领域，大规模、高规格、高收费的民办学校成批出现在中国。我们南洋教育算是首批进入基础教育领域的投资规模最大的民办寄宿学校。新的教育需求结构再次带来新的教育供给结构。1999年6月15日，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召开，江泽民、朱基总理等中央领导高度肯定民办教育的作用，朱总理甚至动情地说，解决中国教育供给的问题，除了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之外别无它法。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我们南洋决定收缩在其它领域的业务，将所有力量集中起来干教育。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民办教育大发展的年代，也是民办教育与教育行政部门摩擦开始加剧的年代。为什么会这样？我最近想了许多，归纳出以下几条原因。第一，民办教育的发展已开始侵入到了传统公立学校的地盘上，竞争生源和教师，对公立学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教育行政部门开始站在公立学校立场，利用行政权力来限制和对付民办学校；第二，民办学校数量和规模已日趋膨胀，教育行政部门已不得不重视，力求将其纳入行政统治范围。但是教育行政部门过于简单地试图用管理公立学校的老思路和老办法来管理民办学校，摩擦因此而出现。民办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矛盾开始普遍出现，表现在人事权、财权、课程权、招生权、收费权等等方面。旧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新兴的民办教育内在特点不相适应的状况日趋明显，整个社会对民办教育配套的环境也没有出现，谁听谁的呢？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有民办学校听教育行政部门的，但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办，民办学校开始面临重重困难。无论在土地、融资、税收等方面，民办学校皆面临打压。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办学校开始抱怨说，在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中，中央只管“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前两条，而教育行政部门只管“加强管制”最后这一条，中央与教育行政部门嘴里出来的不是一个味道的气。谁更管用，不是中央领导的开明讲话，而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我开始体会到了中央与部门的微妙差别，中央管方向，这往往是正确的，部门只顾自己的利益，这往往是不公平的。教育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与政策化，这从90年代后期开始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教育法》中有关民办教育是公益事业，民办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规定就开始构成对民办学校的重大制约。因为是公益事业，所以不能抵押贷款，这就无法从银行融资。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资金进入有限。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也沿用了《教育法》的原则。这些规定，把民办学校逼向了收“储备金”、“集资款”等风险极大的融资活动。与此同时，控制民办学校的招生、聘请教师、收费、广告等恶劣行政行为也愈来愈多。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控制民办学校发展，管制愈来愈细愈来愈密，民办学校的日子愈来愈难过。每次民办学校的同仁们开会，除了抱怨还是抱怨。
  
（三）、21世纪初的民办教育：教育权力资本围剿，民办学校哀鸿遍野
　　如何描述2000年以来中国民办学校的状态？我只能用“哀鸿遍野”这四个字来形容。今年8月份，我到河南、山东等地考察了数十天，民办学校真是万户萧条，惨不忍睹。商丘立博学校，学生最多时2000多名，于2001年倒闭。商丘南开附中，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于2003年8月倒闭。洛阳凯通外国语学校，学生最多时1200名，于2003年2月倒闭。洛阳育良中学，最多学生数700多名，2001年倒闭。另外倒闭的学校还有洛阳三明中学、焦作市新世纪学校、开封盖亚学校等。现在仍有一些民办学校挣扎于死亡线上。洛阳市光华学校，最多学生数约2600名，现在只有学生约300。郑州市亿龙学校、先锋学校、绿荫学校、国栋学校等学校最多学生数都在1000名以上，现在普遍只有200~300名，根本不够维系学校的正常运行。河南如此，山东也如此。济南致远学校建校十来年，校舍设备精良，颇有声誉，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刚于2004年春倒闭。老牌名校齐鲁私立学校因生源锐减，于2003年秋天被公立重点学校“济南市铁路第一中学”兼并。建于1999年的聊城市文轩学校，最多学生数2000多人，现已被聊城市公立学校聊城一中收购。位于潍坊的英才学府成立于1993年，2000年时还有学生数1500多人，今秋开学仅余学生100来名，只好卖掉了学校。孔阜中英文学校2001年建校，260亩地，1.2亿投资，2003年秋学生不足40人。情况还好的就是山东民校的大哥大“双月园”，投资3亿多，占地560亩，最多学生数4000多人，现在仍有2000多人，减了一半左右。刚于2003年建成的泰山国际学校一片冷清，设计3000人的能力，现在招生人数不到300人。
            按山东、河南的情况，我粗略算了一下，2000~2003年，中国民办学校倒闭一半以上，还活着的也只剩不下几口气了。二十多年发展起来的中国民办学校如此迅速地全面崩溃，原因是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在前面已零散分析过，这就是中国教育权力的垄断的资本（官和商的勾结）全面出笼。
　  　就我的接触而言，全国人大对中国民办教育的理解最为深刻，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最为关注和热心。1996年底，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办教育列入了1997年的立法规划，由科教文卫委员会负责起草。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为了制订好《民办教育促进法》，全国人大组织了许多次的调研、考察和讨论。每次重要讨论，都以开放透明的心态，组织各部委、各专家和民办教育的负责人共同研讨。我多次参加这样的讨论会。全国人大立法过程的公开透明，平等参与，讨论协商令我激动不已。我从中看到了中国政治公平、民主和清明的一面。虽然我对民办教育事业的信心日趋减弱，但是，当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时，我内心激动不已，心想，虽然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便我们终于有了一部不错的法律，教育事业，应该还可以再干下去。这部法律解决了多年困绕中国民办教育的几大问题。例如，第五条：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第三十五条：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第四十八条：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五十一条：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我们政府还是能够着眼大局、与时俱进的。

            我的兴奋并没有能持续多长时间。当教育行政部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和《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随后出台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冷透了。这两个文件，把全国人大多年辛辛苦苦制订出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变成了民办教育破产法。我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教育权力资本全面出笼了！我知道，原有的真正的民办教育完了。
　　进入民办教育以来，我一直高度紧张地关注着公立学校的转制问题。教育领域的权力资本化，化公为私，一直都是在偷偷摸摸的进行，但规模都不算大。早在1994年，教育行政部门就已开始进行“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的试验，小步推进部分公立学校进行转制探索。我明白，这就是化公立学校教育资源为权力关系人私人教育资源的试验。我想，无论如何，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公立学校承担着公平的基本责任，别的经济领域可以采取股份制等形式来完成所有权改造，但教育部门一定不敢在公立教育资源私有化上打主意，这可是牵动千家万户的大事。即便在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的管理也是严格分开的，谁都不敢忽视公立教育承担的社会公平职能。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再贪再坏，恐怕也不会大规模把公立学校的优势教育资源占有已有吧！历朝历代，相对来说，学政往往是干净的地方。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不敢胡来吧！我清楚得很，公立名校是纳税人的钱养肥的，在应试教育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只要公立大学开办民办“独立学院”的政策一放开，真正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就完了。“名校办民校”的政策一展开，真正的民办学校就倒大霉了。要么是经济上完了，要么是被公立学校收编，民办教育承担的素质教育探索的功能完了。不是经济上死了就是精神上死了，更有可能的是经济与精神的双重死亡。我真的没有想到，教育行政部门做事如此肆无忌旦，如此胆大包天，如此急迫地要瓜分公立教育资源，如此没有底线！教育行政部门以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来谋取自己的垄断利益，竟然如此不顾国家政权大局！他们胆大妄为到我不敢想像的地步。有教育部门这样腐败透顶的行政机构在管制我们，我怎么还敢搞教育？《教育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过去用《教育法》来管制我们民办学校，对民办学校的收费严加控制，不顾民办学校的市场化性质，就怕民办学校多收了学费。而现在，教育行政部门以政策的形式大力保护公立学校以民办的名义赚取利润，自己也参与分成，这时他们早已忘了还有一部以规范公立学校为目标的《教育法》。马克思关于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的论断，我切肤般痛地体会到了。这是利益控制下的意志，这样的黑色意志和利益竟能如此轻易地变成堂堂的教育法律！
　　81年前（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的辞职宣言中称“我决不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当今中国教育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蔡先生的一分一毫。蔡元培先生以自己的辞职来抗议当时政府教育部门对教育自由与教育独立的压制，他出于精神的苦恼而辞职。81年了，与当年蔡元培先生的处境相比，今天中国教育界承受着更大的双重的压力，精神的压抑与经济的压抑。这双重的压力摧毁了一个个学校，摧毁了一个个教育梦。我无德无能，不愿再承受这无理的压制和破坏，不愿再在这种无意义无希望的状态下过艰苦而无聊的生活。我选择了离开南洋，我选择了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抗议、批判和我对教育官僚们最强烈的咒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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