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层争权分利的罗网
        考试控制的权力带来了丰厚的垄断利益，因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夺考试控制权。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牢牢掌控着高考。甚至曾一度讨论全国的大学毕业证书也要全国统一颁发。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插入中国基础教育的心脏，一切教育手段都得围绕着高考展开。高考升学率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声誉，直接决定着校长和教师的地位和利益。最高教育行政部门高举高考这根指挥棒，轻松地控制着各学校的高中应当教什么和如何教，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辅。
        上级教育部门有了明确的权力和利益空间，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如何体现呢，除了从高考制度中分权分利之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有了一个高中会考。高中会考的权威性如何体现呢？许多省教委规定：会考共9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一门考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重点院校，二门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本科，三门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这样的规定一下来，会考的控制权直线拉高。成千上万个性独特、较为偏科的学生马上就被边缘化了。省级教委对高考录取招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规定没有谁敢不认真。即便这样，在与省级教委的人交流时，他们还报怨说会考的权威性不够，一些学校不认真对待会考，弄虚作假偷偷让学生全部过关。要想领到高中毕业证，我们南洋学校也必须参加会考。每套会考试卷各地要交20元左右不等，我们南洋学校系统一下就要将几万元交上去了。全国的学校要交出多少钱去呢？全国有高中在校生2900多万人，9个考试科目约26100万份试卷，每份卷子仅以10元钱算，就是26亿多元。这还不算与会考有关的指定复习资料了，那是更黑的一块。
        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也不示弱，也要控制一份权力和利益，他们的做法是强化高中重点学校的建设，以此强化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而所谓的“重点学校”，是多年来靠国家教育财政经费“吃偏饭”养出来的，是以行政手法将95分以上的高分学生集中在一起，把人数有限的考试“把关老师”组织在一起而形成的应试教育的典范。这就是教育部门洋洋自得、引以为傲的“重点学校”。
        近几年，中考竞争的残酷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了。考场装上摄像头，还要学生签“考试诚信保证”。因为上了重点中学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大事，所以家长、孩子和教师就不得不全力以赴备战中考。不少公立名校在初二就将初中全部课程匆匆上完，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全力准备中考，甚至连孩子的假期都被取消，来备战中考。市级教育部门决定着中考，也因此决定着初中应当教什么和应当如何教，决定着相关利益的分配。最高教育部门有高考、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也不示弱，方法就是县教研室指定教辅以及进行不定期的各式检查罚款和年终测试。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分工的核心，就是权力分层，层层都有权，层层都有利，层层都有吃的，层层都有灰色收入。不然，他们用什么钱来盖高楼，坐好车。广东西北部的一个贫困县的教委主任，一年就吃掉几百万元。若非“小金库”，这些钱从哪里来？随着中国教育的全面腐败，“学政”在各地都成了肥缺。就这样，我国的教育体制就成了一个权力层层控制，利益层层垄断的天罗地网。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是为学生的身体、心灵和智力的成长提供滋养和训练，而是以教育行政部门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来利用、挤压和折磨学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成了教育官僚手中的玩物。
        我过去一直纳闷，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毛病，而且关于发展素质教育的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教育现状仍然没有任何改观。细研究才发现，教育行政部门发出的所有文件和禁令，都只是倡导性的，没有硬性的约束，没有明确的惩处性的规定。最近，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要“五不准”，即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不准小学、初中招生举行选拔考试；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但是，如果省、市、县、校违反这“五不准”应该怎么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要让文件行之有效，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中应该加上“如果违反五不准，经某某机构查实，教育局长撤职，校长下台”这样的硬性内容。没有处罚的具体、刚性的规定，因此“五不准”充其量只是一个建议而已，甚至还让人怀疑，教育部门这样做，只是为了表面上迎合百姓，博取社会名声。教育系统上上下下都明白，大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吃香的喝辣的，小弟们（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光啃骨头啊，所以大哥说归说，小弟们干归干，大家都要有份才行。百姓不明就里，认为上边的教育行政部门好，坏事只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干的。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真的很大，让我喘不过气来。-----学习给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有个好的将来，不要像我竟输给了学习。所以，我必须选择离开。”2004年3月11日下午，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的两名女高中生陈薇和陈艳玲，在写下上面这些遗言后，拥抱着从楼顶跳下。
        当看到这则消息时，我难过得直掉眼泪。难过之余我在想，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和全国许多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学生一样，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学习”，而是输给了教育行政部门，输给了中国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全中国的学生和教师都输给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集团。教育部门的官僚和维护他们特权利益的制度应当为全中国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孩子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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