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行政集权之手段，行利益控制之实
        建国以来，中国的高考前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阶段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粗略分起来，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控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分数控制阶段；而现在，则进入利益控制阶段。
        1949年，中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38.2%，各高校仍按过去的办法实行单独招考，没有什么国家组织的统一标准考试。1952年6月12日，教育行政部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以后经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统一高考制度逐渐成型。同时，全国私立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全部被改为公立学校。政治权力对教育高度控制的制度框架完成。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招生机构中，各级招生机构和高等学校没有政治挂帅，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而是单独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的指导思想全面登上中国教育舞台，中国教育全面政治化。1966年中旬，“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1976年，部分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新的招生办法规定，无需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这是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政治控制阶段。
        1977年底，中断了10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恢复，群众推荐入学的招生办法被取消，千百万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有了“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当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了21.7万人，录取比例是1：22。由于起点公平，“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逻辑深入人心，甚至有人称“高考是中国惟一公平的竞争”。可以说，高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承担着公平竞争的社会功能。
        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高考的社会公平价值开始变异，其带来的教育低效率弊端则日趋显现。从公平性来看，高考的社会公平竞争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高考的考试和录取的起点出现诸多不公平现象。例如教育行政部门以财政资源重点培养重点学校，人为造成了校际应试教育水平的差距，导致以“条子生”（教育部门领导写条子）、“关系生”（与学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部门的领导）和“票子生”（家长对学校的贿赂）为形式的“择校生”屡禁不绝，优势应试教育资源开始为权势集团所享用；城乡教育财政投入不平等，人为造成农村孩子在应试教育上的劣势。近年来，农村孩子占大学生的比例日趋下降，城乡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全面反映到高考中来；区域不公平也明显表现在高考领域，各地区录取总数和最低录取分数线不一至，造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孩子低分即可进入重点大学。上海的考生只要460分就上重点，而江苏、四川等地却要500多分甚至600分才行。最近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学校”政策使公立大学降低分数线乱收费彻底合法化，公立重点学校成为制造不公平的阵营。这些现象，已使高考原有分数竞争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从高考的效率性来看，其低效率的特征日趋突出。家长投入金钱，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目的是为了孩子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成长。但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产出的不是孩子的健康、素质和能力，而是以孩子的身体和心灵的扭曲来换取单纯的考试分数。面对中国社会基础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高考的效率性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不能适应多元化的人力资本需求。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社会对多元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差异性和特质性成为市场追求的东西，而我们的教育制度正好是毁灭孩子的差异性和特质性，孩子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和规则在培养人才，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又不能为学生提供就业。2003年12月12日，新浪网对大学毕业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对“找工作时首选什么机构？”这样的问题，6070个调查参加者中，首选公司、企业的占59.14%，选政府部门的占26.21%。个人自主创业的占6.08%，无所谓的占8.57%。这说明读书做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是公司和企业在决定着学生的就业。现在流行一个说法：“企业围着社会转，教育围着发展转，人才围着企业转。”企业和社会需要的，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人，是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的人。事实上是，公司和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普遍印象是：学用不结合，创新能力差，应变能力低，缺乏实干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差。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训练这些精神素质。从道理上说，谁是就业的主导者，谁就应该是教育的主导者，但是，面对以公司企业人力需求决定就业市场的时代潮流，教育行政官僚们仍然逆流而行，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强化对教育权力的控制，按照他们的想法和计划安排学科设置。2003年底，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调查，63%的人认为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我们青岛南洋的一位高中孩子对我说：“我们的学习是形式化的，就像学习京剧一样。我们天天训练舞台上那些子武打招式，但与现实真刀真枪干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我们玩命学这些用不上的东    西？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学习啊？”  
        在教育集权的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占有了过多的超出他们责任承担能力的权力，这是权力的滥用。
        第二，不能适应孩子的个性发展要求。现在孩子获得的信息量大，很聪明，自我意识强，对自尊10分敏感，他们需要一个能给他们自信自尊自主的学习环境。但我们的教学和考试方法却在不断毁灭着绝大多数孩子的个性与自信，因此孩子厌学恨学的现象10分普遍。对许多孩子来说，学校如同牢狱，老师如同牢头一样令人讨厌。我们南洋一直想将学校营造成孩子的乐园，但是在现行的考试竞争的制度控制下，逼孩子就范也演化成了普遍的风气。卢梭曾说，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的孩子生而有灵气和个性，但却无往不被磨灭。
        第三，不能适应教师追求职业发展的需求。教师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们天天面对孩子，了解孩子的心理，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对教育都有一肚子想法。给他们更大的教育权力，他们教育创新的力量就会得到解放，中国的教育就会百花齐放，形成活泼生动的局面，教师的人格尊严和职业素质也会得以不断提高。然而，现在的教师只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奴隶，他们没有教育的自主权，没有教材选择和课程安排的自由空间。我问过许多有想法的老师：“如果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如果不是现在这种应试制度，你还会这样教吗？”他们百分之百的回答是：“肯定不会这样教！”统一的高考带来了学校间、教师间和孩子间围绕分数残酷竞争的负面效应日趋显现。教师为了分数而竞争，为了分数竞争而折磨孩子，他们的人格愈来愈单调，自尊愈来愈被毁灭，他们的职业活力愈来愈枯竭。
        多元化诉求的家庭、多元化个性的孩子，被迫进入一元化的教育行政机器，毕业后他们又要直接面对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以高考为统一指挥棒的教育制度，就成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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