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10月20日——1969年2月3日)

中国古代数学领域曾有过许多极为辉煌的成就。现代数学的发端则起始于一些留美的学生，熊庆来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年留学法国，毕生追求“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想，以数学为终生专业，致力于为国家培育人材，如华罗庚、陈省身等等。他是中国近代数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祖国古代数学曾为世界数学作出过宝贵贡献。十六世纪（明代中叶）以前，在数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里，我国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刘徽、祖冲之、沈括、李冶、杨辉、秦九韶、朱世杰等历代优秀数学家星光灿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算经十书》等数学典籍浩如烟海；很多数学思想和计算方法还传播到国外。只是后来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我国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科学技术领域都逐渐落后了。而欧洲则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整个科学技术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很多学科一跃超过了东方。戊戌变法后，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废科举，兴学堂，开始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到“五四”时期，一群默默地辛勤劳动着的科学家，把西方科学移植到中国，为今天的中国科学奠下坚实的基础。熊庆来便是这群科学家中杰出的一员。他于1921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即将近代数学引进中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数学系（当时称算学系），培养了大量的数学人才。他是中国现代数学辛勤的垦荒者。周总理于1955年视察云南大学时，还特别提到这位当时尚在国外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他说：“熊庆来培养了华罗庚，这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
熊庆来，宇迪之，1893年10月20日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父亲熊国栋在清朝末年先后任过巧家和赵州县主管教育的儒学。离县城一百华里的息宰，是一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偏僻山村。熊庆来的启蒙教育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他自幼就勤奋好学。三更灯火，五更鸡鸣，靠着昼夜苦读，他念完了“四书”、“五经”。熊庆来为人诚朴忠厚。1907年，他秉承父母之命，与教师之女姜菊缘结婚。按旧风俗，婚礼上新娘向新郎叩头后，新郎要跨一下新娘的头。但是，熊庆来非但不跨，反向新娘作一揖。亲友们为之频频称道。婚后不满一月，酷爱学习的熊庆来就到昆明读书求学去了。息宰到昆明路程四百华里，不仅要爬山涉水，还得时时提防盗贼抢劫。熊庆来克服重重困难，到了昆明，考入云南方言学堂，学习新知识。方言学堂后改名为云南高等学堂预料。两年后，熊庆来升入高等学堂本科。
1911年，他考入云南英法文专修料，学习法语。不到一年，他便可以流畅地同法籍教师会话了。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云南省教育司主持的留学比利时公费生，怀着科学救国的强烈使命感，他取道越南海防，赴比利时学习采矿，开始了为期八年的留学生活。
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侵入了中立的比利时。熊庆来只好离开陷落的比利时，转经荷兰、英国，来到法国。由于战争，法国的矿业学校也关闭了。他便改学数学和物理学。留学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有时不能如期收到国内汇款。熊庆来节衣缩食，时刻“仅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勿浪掷分寸光阴，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巴黎是美丽的，塞纳河蜿蜒多姿，埃菲尔铁塔高耸入云……然而，一切娱乐和享受都与熊庆来无缘。他写信给父亲说：“戏院、酒店、舞厅，男不喜入，谚语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男以努力读书为要。”留学七载，他深受巴斯德、居里夫妇等科学伟人所给予性格、思想、情操等方面的巨大影响。这期间，他曾患肺结核病，到瑞士进行治疗和休养。病愈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决心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作出贡献。他先后在巴黎大学、马赛大学等四所大学攻读，取得了高等数学、高等分析、力学、天文、高等普通物理学等证书，并获理科硕士学位。
1921年春，风尘仆仆的熊庆来从法国学成归来。怀着为桑梓服务的热望，他回到了故乡云南，任教于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和云南路政学校。同年，刚开办的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寄来聘书，请熊庆来去创办算学系。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熊庆来带着妻子和八岁的儿子秉信来到了龙盘虎踞的南京，一展宏图。年仅28岁的熊庆来不仅被聘为教授，还被任为系主任。他工作负责，授课认真，当时能讲授高深数学理论的仅他一人，故他同时担任了《微分方程》、《高等分析》、《球面三角》、《微积分》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五年中编写了《高等算学分析》等十多种讲义。他患严重痔疮不能坐，就伏在床上写。过度的劳累又使他患了胸膜炎，但他仍废寝忘食，不顾病痛地工作。他非常爱惜人才，经常接济穷苦学生。为了培养国家人才，他呕心沥血，不辞劳苦。誉满当代中国科坛的严济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坤陛等都曾得到熊老的帮助。熊庆来常常寄钱给在法国学习的严济慈。有一次，校方因故不发工资，他让妻子去典当皮袍子，寄钱给严济慈。严济慈在法勤奋学习，成绩优异。此前，法国是不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效力的。从严济慈起，法国才开始承认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1926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又聘请熊庆来去创办算学系。他在任清华算学系系主任的九年间，又辛勤的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优秀人才。有人说：“中国的数学家约有一半出自清华算学系。”
华罗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初中学历的他通过自学，于1930年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这篇论文后，熊庆来慧眼识人才，便把当事务员的他从江苏金坛中学请到清华。熊庆来重才华轻学历，在很讲究学历的清华力排众议，破例地留下华罗庚以“助理”名义安排工作，让他有时间，有条件坐在书海之中，自由吞吐。华罗庚得到熊庆来的直接指导，并可随意听教授们的课，又有条件潜心钻研，可谓“如鱼得水”，遂得以迅速成长。一年之后他被任为助教，再一年后升为讲师，又两年后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经熊庆来和理学院长叶企荪的推荐，华罗庚登上北去的列车，横穿西伯利亚，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华罗庚在数论及分析领域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成为驰名中外的大数学家。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赵九章、彭恒武都是熊庆来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法国《世界报》载文评述，谈起钱三强的贡献时，还特别指出他是熊庆来的学生。1930年，熊庆来在代理清华理学院院长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算学系研究部，他是指导教师之一。蜚声当代数坛的美籍大数学家陈省身，就是当时该部的研究生。
1931年，熊庆来代表中国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数学会议。在世界数学界的先进行列中，从此有了中国人！会议结束后，熊庆来利用清华规定的五年一次的例假，前往巴黎专攻函数论，于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他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选入了世界数学史册。1934年，他返回清华，仍任算学系主任。翌年，他聘请法国数学家H、阿达玛和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奠基人N、威纳来清华讲学。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拓视野，帮助他们提高研究能力。当时的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庄圻泰、施祥林、段学复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熊庆来在晚年曾谦虚地回顾说：“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1936年，在熊庆来和其他数学界前辈的倡议下，创办了中国数学会会刊，熊庆来任编辑委员。这个会刊即是现今的《数学学报》的前身，可称是中国的第一个数学学报。
1937年，应云南省政府之请，熊庆来回到阔别十六年的家乡，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他与省主席龙云约法三章：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加干予；校长有招聘、解聘教职员之权；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不能凭条子介绍。龙云均表同意。当时的云南，经济、文化都极为落后，办学条件万分艰苦。然而，熊庆来内心却澎湃着一股挚爱乡土、为桑梓服务、发展云南教育的热情，一心要“把云大办成小清华”。并于1938年7月争取到将云南大学从省立改为国立。熊庆来认为办好学校的首要关键是精选教师。他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聘请了许多知名学者到云大任教。人们称赞他“有蔡元培兼收并容的风度”。当时云大师资阵容之强大，毫不逊色于一些老牌大学。他信任人，也善于用人。他给予各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在很多问题上的自诀权，尊重他们的决定。只要拿得出成绩，把系、把学院搞得好的，他总是放手让你干。他没有校长的架子，一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别人。逢年过节，他常把单身教员请到家里吃饭。他勤俭办学，事必躬亲。为了聘到好的教授，他提出给外省来的教授以高薪，他自己和云南籍教员，则只领取规定的工资。在他的表率作用和严格要求下，学校机构精干，工作效率颇高。注册组、事务组人少事杂，却把诸事管理得井井有条，并以热情周到的接待让新来的教师感觉得云大“是个可以安身立业的地方”。熊庆来还强调要树立好的校纪校风。他认为必须对学生严格要求，杜绝考试作弊；课堂教学、实验、习题等环节一环都不能放松。如此严格要求的结果，使云大毕业生的质量可与一些老牌大学媲美。云南大学校歌是熊庆来亲自作词，歌词言情吐志，气魄宏大，能激发学生励志求知的激情，也体现了他的办学思想。尽管学校行政事务繁忙，包括向各界人士募捐、扩建校舍、增购图书等事，都须亲自操劳。但熊庆来仍安排时间直接从事数学教学和科研。有一段时间，他每周还要为数学系授课几学时。
熊庆来还很重视中学教育，他创办了云大附中并十分注意附中的教学质量。他认为，要办好大学，必须办好中学。在他的重视和附中校长杨春洲等人的辛勤努力下，附中办得很有质量，很有特色。身为大学校长，熊庆来自己的生活很节俭，全家的衣食住行都以俭朴为旨。在公务辛劳之余，熊庆来的妻子还在住处附近种瓜种菜，以尝亲手种的劳动果实引以为乐。熊庆来任校长的十二年中，云大从原有的三个学院发展到五个学院，共十八个系，另附专修班和先修科各三个，为民族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为改变云南文化落后的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熊庆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被推举为第3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64年底继续担任第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并于次年1月任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于1969年2月3日逝世于北京。1978年4月，中国科学院为其平反昭雪，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